法蘭西斯坦修女在1928年於愛荷華州Earling的修道院接納了一名不尋常的房客,一名46歲名叫Emma Schmidt的女性,她有精神異常的前科。作為一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她在童年時期經歷過創傷,幾十年來偶爾會表現出令人害怕的行為,包括尖叫著說出褻瀆的粗話,對聖禮物表現出暴力的排斥。現在,在那個平坦無聊的美國中西部小鎮的修道院石牆後,一個心神不寧的Schmidt被關在那裡觀察了幾個月。根據目擊者描述,被附身的女人開始用古代語言尖叫,拒絕提供的聖物和聖餐。事實上,1936年2月發表在這本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修女的話,聲稱「被附身的女人以閃電般的速度從床上掙脫開來,躲避保護者的手,她的身體在空中飛行,最後停在房間門口的牆上,用貓一樣的爪子抓住牆壁。」
最終,經過近兩個星期的祈禱和儀式後,巴伐利亞的卡普欽修士Theophilius Reisinger成功地從Schmidt身上驅除了四個魔鬼,包括猶大和比爾塞巴布。
這個故事似乎來自中世紀的聖人傳記,而不是醫學文獻中記載的,然而不管這個故事有多麼不可思議和令人不安,這個已經存檔的故事包含的細節對任何看過威廉·弗里德金50年前的經典恐怖電影《驅魔人》的人來說都很熟悉,該電影的第四部續集於2023年10月6日上映。事實上,Schmidt的故事是附身故事的原型,間接影響了小說家威廉·彼得·布拉蒂在寫《驅魔人》時。
近百年後,我們應該如何解讀1928年在Earling發生的那些奇怪事件?或者說,1906年在南非馬里安希爾傳教會社或1950年代馬尼拉的Clarita Villanueva附身事件呢?羅蘭多·杜(Rolande Doe)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馬里蘭州郊區的驅魔過程中那些可怕的細節又如何?這些附身案例都包含類似的特徵,從單純的不尋常現象,如說出自己不懂的語言(xenoglossy),到通常不可能的事情,如浮空。無論這些故事的真實性如何,附身和驅魔一直是美國流行文化中的主題,如電影、電視和文學,也許是一種暗示神聖的方式,即使是在它的惡魔表現形式下,尤其是在一個如此世俗化的時代。更重要的是,這些敘事提供了一種概念化根本邪惡的方式。
無論這些故事的「文字意義」如何,附身和驅魔的語言——惡魔學——仍然是一種強大的批判性詞彙,不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即使對我們這些懷疑的人來說,惡魔學提供的符號、隱喻、敘事和角色集合,仍然是討論從邪惡的存在到應如何實現正義等主題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歷史學家傑弗里·伯頓·羅素在《梅菲斯特》一書開頭就寫道:「魔鬼是根本邪惡最著名的象徵。」羅素指出,「對任何不是明顯盲目的人來說,根本邪惡的存在是明顯的。」他詳細描述了各種惡行,從殘忍的連環殺手的殘忍到核戰爭的潛在危險。
幾十年後,面對如今的問題,從氣候變化到戰爭的殘暴,我們可以聽到邪惡以多種形式表達自己。羅素寫道:「對這個星球和它的生物越感情投入,對其中的邪惡就越痛苦。對邪惡的敏感性源於愛。」
我們可以用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等不同學科術語來描述「邪惡」。這種語言在任何分析中都是必需的,但把惡魔學的詩意完全驅逐出去將是一個錯誤。因為魔鬼仍然是根本邪惡最有力的象徵,所以為他服務的那些軍團也仍然是一種方便的隱喻,用於討論行為和現象,這些行為和現象太異常,太不屬於這個世界,無法完全用乾燥冷漠的理性來理解。
集體個性和主體性的概念使附身案例變得更加複雜。自啟蒙運動以來,我們的哲學和政治一直假設每個人都是可以理性行動的主體,但附身案例表明,我們不僅是個體,而是眾生。一個虔誠的女孩可以成為惡魔聲音的交響;正如一個好人有時可以犯下惡行,壞人也可能行善。我們的心理有比單一自我概念更大的事物,如廣告和現在的算法預測學可以證明。被附身的人提醒我們,意識可以多麼難以解釋。在人工智能時代,附身故事——外在思想控制我們——似乎不再是中世紀的,而是預測的。
無論1928年在愛荷華州鄉村進行的驅魔儀式的真實性如何,無論我們是否對惡魔感到厭倦,惡魔的概念顯然還未對我們失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