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羅里達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一所長期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前75名的小型博雅教育學院,下跌24個名次。現在它可能完全掉出前100名。
這個雙位數下跌部分是因為佛羅里達州長羅恩·德桑蒂斯改革該校,將其轉變成一所明顯右翼的機構——一所「密西根州希爾斯代爾學院的南方分校」。德桑蒂斯任命了右翼活動人士加入校董會,替換了學院的校長和其他管理人員為政治盟友,但他們在高等教育方面沒有任何經驗,並裁減了三分之一的教職員以及多元化和平等部門。校董會甚至將學生安置到酒店,以便為即將到來的運動員提供校園住房空間。
這種大學接管行為是右翼實踐的一個新的、更具破壞性的發展。多年來,右翼一直在政治新聞、社交媒體甚至消費品等領域建立平行和競爭性結構。這次,德桑蒂斯和他的盟友不是為高等教育提供保守主義的替代選擇,而是從內部瓦解現有機構。
他們希望這只是開始。新學院轉型背後的右翼活動人士正鼓勵其他州長和管理人員複製他們的例子,強調只要保守主義領導人採納他們的模式,所有公立學院都可以被「控制、重組和改革」。這一推動將危及學生,尤其是在自由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這些領域正成為右翼攻擊的目標,學生獲得全面大學教育的機會將受到影響。
保守主義者在過去一個世紀對美國高等教育持複雜態度。一方面,學院一直是美國基督教社會中層和上層精英的再生產機構——這一點傑斐遜時代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到今天右翼後自由主義學者如派屈克·丹尼恩都認為值得保留。
但在1920年代,一派福音保守派對學術內部的運作感到深深的懷疑。似乎,畢業生隨著他們的文憑攜帶著開放的思想,以及相關地,對基督教學習的本質提出質疑。1927年,福音派牧師鮑勃·瓊斯(Bob Jones)開辦了鮑勃·瓊斯學院(現為大學),明確目標是創建他所謂的「為基督徒提供培訓的中心」。
到了大蕭條時期,保守主義者的另外兩個派別也開始與瓊斯分享對美國學院的焦慮。其中一個群體是反對羅斯福的新政的富裕工業家,他們懷疑經濟學部不斷湧出的凱恩斯主義研究直接滲透到羅斯福的財政政策中。他們與一批傳統主義者聯手,這批傳統主義者對納粹德國尋求庇護的德國社會理論家在美國的主流機構如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庇護感到驚慌。這些德國批判理論家——其中許多人是猶太人——的思想挑戰了資本主義、基督教以及保守主義者認為是美國存在基石的其他西方制度。
傳統主義者認為這些德國批判理論家的思想是不可容忍的,因為它們挑戰了資本主義、基督教以及保守主義者認為是美國存在基石的其他西方制度。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隨著「外國」思想如猶太知識分子、法國存在主義者、黑人流散研究人員等的研究滲透學術界,他們對大學的不滿越來越深。保守主義領導人認為,大學應該重新關注他們認為是美國基本理念的東西。
他們日益增長的不滿促使保守主義領導人不再只關注他們認為如此偏頗的課程,而是轉向更具體的事情:大學入學。除了少數例外外,1960年代以前,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大多不受民權時代最高法院要求公立教育實行種族融合的規定限制。1969年,美國非黑人大學的本科生入學率仍為95%白人。作為回應,黑人學生活動人士正加大壓力,要求大學管理人員擴大黑人入學率,聘請黑人教職員,建立非洲研究課程等。
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在1970年代,黑人學者逐步但穩定地加入傳統白人院校的學生和教職員行列。雖然校園仍然很白,但教職員和學生的思想正日益批判白人在政治和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支配地位。右翼開始反擊這些挑戰傳統權力結構的行動。保守主義者認為,高於校方管理人員的權威可以阻止多元化計劃,這些計劃似乎為有色人種學者從講台和操場上提出這類挑戰鋪平道路。
積極行動計劃一直是目標之一。多年來,右翼在法庭上提出了挑戰,效果參半,直到今年6月,保守派多數的最高法院在《學生公平招生對哈佛大學》案中裁定,大學招生中的積極行動做法違反了第14修正案。
保守主義者為什麼轉向更積極地控制學院和大學,而不再繼續通過傳統方式來應對自由主義在校園中的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