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爆發後兩天,83歲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雅各布·魏斯曼(Yaakov Weissmann)從他在加沙附近的家中遷往特拉維夫東南部一個安全地區的老人院公寓。在被迫搬遷和目睹以色列人質被哈馬斯分離家人的新聞報導中,他感受到痛苦的重複經歷。
「當我看到哈馬斯挾持老人、兒童和婦女作為人質時,這個畫面讓我想起猶太大屠殺,以及所有失去父母而再也見不到他們的兒童。」魏斯曼在10月25日與《時代》通過視頻通話時以法語表示。他的父親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帶走後,他再也沒有見過父親。
魏斯曼是以色列約12萬名猶太大屠殺倖存者之一。他們都已年邁,許多人需要幫助。今天,一些人仍留在已部分疏散的城市,因為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根據以色列UJA聯合會政府關係總監加布里埃爾·索德的說法,UJA聯合會是一個提供援助予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的慈善機構之一。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在戰爭期間難以購買食物或藥物,因為許多商店和醫生診所關閉。這對所有以色列老年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但對倖存者來說,情緒上的負擔可能不同:雖然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無法與1930-40年代相比,但當前以色列人正面臨的恐懼、痛苦和日常生活的中斷,讓許多猶太大屠殺倖存者不得不面對他們長期的創傷。
「對所有以色列人來說,這都是一個難熬的時期——對於親身經歷過大屠殺的倖存者來說,這更是如此。」德國對猶太人索賠會會長吉迪恩·泰勒表示。索賠會為猶太大屠殺倖存者提供補償,並向全球各地的社會服務機構提供撥款。
全球各地的非營利組織已開始為地方工作的團體提供支持。索賠會為照顧猶太大屠殺倖存者預留了約750萬美元。UJA聯合會通常每年向以色列慈善機構捐贈4000萬美元,戰爭爆發後兩週內已分配3500萬美元。UJA聯合會提供撥款支持的社會服務團體包括L’Ma’anam,它可以幫助死海地區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聯繫醫生和護士,包括退休醫務人員。由於倖存者難以前往提供心理諮詢的中心,UJA聯合會向Amcha提供資金,使其能夠設立熱線提供遠程心理諮詢。此外,紀念猶太大屠殺博物館及教育中心雅德·瓦希姆的工作人員在戰爭爾後開始去訪問他們與倖存者合作的人的家,帶給他們任何需要的物資,陪伴他們。
「我無法止住眼淚。」以色列特拉維夫猶太大屠殺倖存者中心主席科萊特·阿維塔(Colette Avital)表示。她84歲,仍記得小時候在羅馬尼亞被納粹毆打的父親。「現在80-90歲的人……所有的過去都回來了。他們有夢魘,如果能在夜裡睡著的話。」
觀看家人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中尋求安全的過程,讓許多人感到無助。91歲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納夫塔利·福斯特(Naftali Fürst)表示,10月26日,他在海法通過視頻通話時,他的女兒在南部以色列的Kfar Aza鎮有親人,當天他們失去了電話和電力服務,在防空洞裡待了幾個小時。他們後來去福斯特的女兒家,但一家人正為他女兒公公公婆當天在Kfar Aza被殺而哀悼。福斯特說,人們問他如何在猶太大屠殺中倖存,他總是說「需要很多運氣」。他感激女兒和外孫當天也很幸運。但他覺得未來仍不明朗。「我們很難過,因為不知道明天或半小時後會發生什麼。」福斯特表示。「我現在91歲了……我不想再經歷一次這樣的創傷。」
87歲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雷娜·昆特(Rena Quint)在耶路撒冷表示,觀看戰爭電視新聞讓她想起在 Bergen Belsen集中營看到屍體,以及在波蘭猶太人隔都被分離母親的經歷。但她拒絕待在家裡。考慮到她12個孫子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兵役,她去當地猶太教堂,為士兵織經文綁帶。「87歲的我不能到處跑,但我可以坐下來織這些。」她表示,她還開放家中的客房接納一名家園在南部以色列被燒毀的婦女。「如果當年沒有人照顧我,除去我的頭癬,牽著我在雪地裡走,我就不可能活下來。」她說,「如果他們當年幫助過我,那我現在就必須幫助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