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兒出生幾個月時,我決定第一次離開她一晚,去沙漠裡的音樂節。我還記得在出發前為她擠奶。我也記得在星空下跳舞的音樂節,清晨匆忙回家,好在她醒來時餵奶。
10月6日星期五,Celine Ben-David Nagar 也有同樣的旅程。她離開六個月大的寶寶Ellie在家,允許自己在離開職前享受一晚的自由和舞蹈。她只離開Ellie一晚。
Celine 永遠沒有回家。Ido,她的丈夫,只來得及用簡訊跟她交流,當第一聲警報在星期六清晨響起。Celine 說她安好,士兵正在前來幫助。然後她停止發簡訊。Ido 焦急不已。他追蹤她手機的位置,出發了。一個新手爸爸,在戰區中尋找妻子。當他到達手機位置點時,發現Celine 的車。空的。有幾個彈孔。一些血跡。
慘劇的規模慢慢浮現:數十名恐怖分子駕駛皮卡車抵達音樂節場地,將車圍成圈打開車上安裝的大型機槍向年輕舞者開火。假扮以色列警察的恐怖分子站在進入道路,讓車停下。當車停下時,恐怖分子射殺駕駛,將屍體藏在車內,等待下一個受害者。一些舞者試圖逃跑。少數成功。其他人被綁架,帶到加薩走廊。當天下午,在場地周圍發現了數百具屍體。Celine 不在其中。
Ido回家,面對一個母親下落不明的哺乳嬰兒。聽說他的故事後,以色列的母親為Ellie擠奶。如果Celine還活著,我們希望,在加薩走廊某處,有一個母親仍在為以色列一個嬰兒製造奶水。
我堅持這個希望,就像以色列許多人一樣,直到得知Celine的屍體被發現的那天。
或許這是最原始的防禦機制:聽到Celine Nagar的事,告訴自己這不可能發生。這是恐怖電影。遙遠而不可能的事。你讀到Celine Nagar然後繼續往下捲。我盡最大努力抵抗這種機制:10月7日有超過1400人被大屠殺,我每天試圖閱讀10個訃告。我有一種奇怪的責任感:了解他們的名字,看他們的面孔。
以色列人最難忘的面孔,是那些約240人被帶到加薩走廊當人質,包括兒童、婦女和老年人。Avigail Idan才三歲。星期六清晨,她母親Smadar在她眼前被殺。她和她父親Roee,一名攝影記者,被綁架帶到加薩。Roee中槍但目擊者報告他被帶走時還活著。他的屍體後來被發現。沒人從那時看到Avigail。三歲女孩在加薩走廊被綁架心裡會想什麼?她兩個兄弟,六歲和九歲,看著父母被射殺,妹妹被帶走後藏在衣櫃裡心裡會想什麼?
以色列人實時目睹大屠殺。南部邊境基布茲的平民向特拉維夫的朋友發出求救訊息。我們讀他們求助,直到他們停止寫字。我們在哈馬斯發布的實況影片中看到他們。我們被警告不要看,但我們還是看了-我們需要確定這不是我們的想像。斬首,強姦,酷刑-這場惡夢真的成為我們的現實。
我寫下來,是為了讓這些人被人記住。我寫下來,是為了不讓任何人敢忘記他們。我寫下來,因為有人說這個故事「複雜」和「微妙」。他們會隱藏在微妙之後,避免明確無誤地譴責恐怖主義。
但對Tamar和Jonathan Siman Tov一家三個小孩在家時冷血射殺他們,沒有任何複雜或微妙的地方。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佔領是一種不公,必須停止,但在基布茲Nir Oz被殺害的幼兒與佔領無關。任何以人權為由反對佔領的人,都必須對以色列婦女、兒童和老年人被從床上拖出帶到加薩一事表示同樣的人權關注。
我在Shalvata心理健康中心工作,曾被要求支援從災難中獲救的倖存者家庭。我們接到主管的書面指導:忘記你以前學過的所有創傷治療知識。你不能告訴他們「你現在很安全了」。他們最寶貴的親人-兒女、妻子、父親-已被公開展示過殘忍的人綁架。在帶他們回家前,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最嚴重的創傷由倖存者和失去親人的人承擔,但以色列整體社會再也不會一樣。襲擊後幾天,特拉維夫看起來像鬼城。人們害怕離開防空洞和安全室太遠,寧願呆在家裡。病人要求我們在Zoom上見面,而不是診所,因為他們害怕離開家。這就是崩潰的樣子。猶太國成立後二戰,為了確保猶太人再也不會成為受迫害的少數族群,現在以色列經歷了猶太人自二戰以來最慘重的大屠殺。
與倖存者工作的人報告二次創傷-你聽他們的故事,之後無法入睡。面對這種暴行,我們必須恢復對人性的信任。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為未曾見過的嬰兒擠奶的婦女。我提醒自己,開放家門接待倖存者的家庭。我提醒自己,不是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支持哈馬斯。最終,我們必須能與對面平民和解。
許多被屠殺的基布茲居民反對內塔尼亞胡的右翼政府,積極參與過去9個月席捲以色列的大規模抗議運動。那是公民抗議在最好的表現-充滿活力和希望改變。但哈馬斯所犯下的暴行,終結了當前波抗議。在黑色星期六前,抗議者擔心我們的民主未來;現在他們擔心孩子的生命。
翻譯自希伯來文 作者:Jessica Co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