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戰爭服役後,Charles Figley對創傷概念產生了興趣——不僅是人們在經歷創傷事件後長期的心理傷害,也包括他們親人往往也分擔這些負擔。他在1983年寫道,「僅僅是家庭成員的身份和深深關心家人,就使我們在情感上易受影響他人的災難。」
當時,Figley——現在擔任杜蘭大學創傷學研究所主任——將這種滴下效應稱為「二次創傷壓力反應」。然而,今天他通常使用「同情疲勞」一詞,指的是一些人在接觸他人創傷時可能出現的情緒和身體疲勞。
在過去近50年中,同情疲勞一直主要研究在「照護專業」中的人,如醫療保健和社會工作人員,他們在工作中經常面臨痛苦。但Figley早期研究普通人如何受他人創傷影響的工作,在當今社會大眾幾乎全時間接觸戰爭、暴力、死亡和不公正新聞、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內容時顯得越來越重要。
事實上,現在看來「任何人都可能經歷同情疲勞」,杜蘭大學醫學院博士生Briana Smith說。她在Figley的指導下工作。
南達科他州一家名為Compass Center的非營利心理諮詢中心的執行主任Michelle Trent親眼看到,2020年許多她的客戶不僅面臨個人生活問題,也承受著COVID-19疫情、喬治·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種族公正運動以及其他社會壓力的情緒負擔。「我們的客戶來訪時說,『我們再也無法看新聞了。我們再也做不下去了。』」她說。「這就是我們注意到同情疲勞的時候。」
Figley的研究表明,同情疲勞的人可能會出現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類似的症狀,包括睡眠障礙;某些困難情緒或記憶會引發;以及情緒、心理或行為的變化。它也可能表現為情緒麻木,使受害者對他人的經歷變得不敏感,與病人、同事或親人的聯繫也變得困難。
猶他州立大學助理教授Gabriela Murza負責教育周邊社區人士有關公共健康主題,包括同情疲勞。她說,感到被壓垮也可能是同情疲勞的一部分。「當某人感到同情疲勞時,他們會覺得事情很多,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也不知道該做什麼,所以有時他們會關閉情緒。」
Figley說,醫療工作者因工作性質而面臨最大風險。但是Smith與Figley的研究表明,同情疲勞不僅限於工作場景。她正在研究志願者的同情疲勞,包括為家人提供家庭照顧和參與緊急救援的志願者。她發現,他們可能比專業人員更容易感到同情疲勞——部分原因是他們有時會沒有足夠的培訓就投入困難的工作中,部分原因是他們通常與所選擇的事業有個人聯繫,這會加強他們的情緒反應。
普通人如果個人上與新聞報導的問題或親人面臨的問題有聯繫,也可能更易感到同情疲勞。例如,中東裔看到有關加沙和以色列當前戰爭的影像時,可能會受影響更深。
觸發因素因人而異,Trent說,所以無法確定什麼會引起同情疲勞。但是她認為在壓力或情緒負擔大的時候,應該注意自己的感受。如果感覺不像平時,或對困難情況反應比以往強烈,例如常常發脾氣,那可能就是同情疲勞了。
如果是這種情況,Trent說暫時停止關注困難新聞和社交媒體是個好開始。雖然她指出,與忽視問題不同,需要有目的地休息來恢復體力。她建議利用休息時間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運動、睡眠品質好、外出活動——並與社區人士聯繫,提醒自己「人性的良善」。
這樣可以幫助緩解同情疲勞帶來的壓力感,Murza說。常常沒有明確方式個人幫助全球性問題,會使人感到無助而退縮。但是「您可能在城市找到一個組織,可以通過志願服務幫助那些經歷損失或悲劇的人。」Murza說。
社交聯繫總體上可以緩解同情疲勞,Smith補充說。研究表明與能夠理解您感受的人分享,如同事或同志,也有幫助。找心理治療師談談也很有益,Trent說。
「同情心就像汽油箱,」Trent說,「如果不補充,某一天就會耗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