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粹佔領丹麥的第一年,丹麥保護了國內的猶太人,但當該政府於1943年8月辭職後,德國人立即準備驅逐他們。然而,丹麥的民間社會站出來,接管了他們的保護工作。一項前所未有的海上撤離行動,將超過7000名猶太人安全送到瑞典。雖然有些人最終被送到特雷西恩施塔特集中營,但丹麥只有不到100名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喪生,這在所有納粹佔領區中死亡人數最少。
這是人類對人類所犯下最惡劣種族滅絕行為中,最令人感動和英勇的行為之一。然而,大多數人對此知之甚少,被納粹所犯下的暴行掩蓋。
但值得講述、了解和紀念,因為它是普通人決定做正確事情時,即使面對最大困難也能做出非凡事情的典範。事實上,1943年10月丹麥的營救行動在大屠殺悲劇史上顯得突出。
所以,在那些關鍵日子裡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我們從這個獨特案例可以學到什麼教訓,在那裡大屠殺被普通人的抵抗給阻止了?
當納粹德國於1940年佔領丹麥時,丹麥政府抗議但很快放下武器。一項「合作政策」開始實施,目的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和中立立場,保護上下階層,讓入侵者不干預本地事務。然而,繼續經營業務和維持就業意味著與敵人合作,為納粹戰爭努力貢獻。屈服於強大勢力,不英勇的「合作政策」著眼於保護國家利益。它保護人民和猶太人-但代價是與納粹德國結盟。
丹麥度過了二戰,破壞和傷亡較少,其民主和公民機構保持完整。對丹麥政府來說,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除了三個問題:引入死刑,丹麥軍隊參與軸心國一方,和引入種族法律。所有主要政黨都支持「合作政策」,大多數丹麥人也是如此。
然而,抵抗運動慢慢出現,1943年改變了民眾的心態。「八月起義」- 一系列總罷工、街頭示威和破壞行動 – 使德國人提出最後通牒,包括對抵抗的死刑。丹麥政府拒絕並辭職。到那時,大多數丹麥人支持抵抗運動。
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啟發了大多數營救者。在民主草根工作方面接受的廣泛訓練使他們的行動更有效率。
駐丹麥德國人首腦韋納·貝斯決定懲罰丹麥人,下令驅逐猶太人。然而,在1943年10月1日「猶太人行動」前,他意識到搜捕猶太人會使平息丹麥人變得困難,再度實現一定程度的合作。因此,他洩漏出警告,給猶太人三天準備時間。
貝斯是一位親衛隊將軍和狂熱的納粹分子,他想殺死所有的猶太人,但實用主義使他優先考慮與丹麥人的合作,而不是消滅猶太人。根據納粹理論,丹麥人是「種族上有價值的雅利安人」,他們的農業和工業供應對德國很重要。猶太人 – 少數群體 – 可以等到德國勝利後處理。
大多數丹麥猶太人面對危機時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定力,「地下化」並立即開始組織逃往瑞典。數以百計的非猶太丹麥人在幾小時內加入組織救助活動:朋友圈子、學生、公民倡議團體,一些抵抗戰士。漁民在行動中扮演關鍵角色-有些人以高價為非法穿越提供服務。
大多數幫助者都是丹麥社會各階層的「普通人」。大多數人沒有個人利益的考慮就加入營救猶太家庭的行動。勞工活動家和路德會牧師領導營救活動,醫護人員將醫院變成秘密營救樞紐。猶太人、非猶太人,甚至是政府在地下收集大筆資金支付運輸費用。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啟發了大多數營救者。在民主草根工作方面接受的廣泛訓練使他們的行動更有效率。
丹麥親衛隊志願者協助德國警察追捕猶太人-但只抓到少數。出賣的案例極為罕見。19世紀丹麥反猶太主義曾是主流,但隨年代減弱。因此,大多數與逃亡猶太人接觸的丹麥人決定提供幫助-不分長期居住在丹麥的猶太人和最近從納粹佔領區其他地方來的猶太難民。
通過幫助猶太人,大多數丹麥人認為他們在保護公民社會,捍衛一套共同的丹麥價值觀。保護弱勢少數群體是維護丹麥社區意識的必要要求。行動需要勇氣-即使後來了解到德國領導人的分裂動機表明,1943年10月那暗黑風暴夜裡營救行動的危險性不如救援者當時所認為的那樣大。
(社會主義)團結和(基督教)憐憫的理念,對於參與猶太人營救的丹麥人來說很重要。他們心中最重要的是,保護共同的價值觀。博·利德高(撰寫有關行動的書籍《國民》的作者)將丹麥民主領導人教育人民培養社區意識的功勞歸於他們將社會各階層整合入新興福利國家。雅希爾·雷尼(《民主考驗》作者)強調19世紀和20世紀初農民合作社培養的草根民主精神。我還要補充,組織工會-1943年,絕大多數丹麥人都加入工會-也使工人內化同樣的基本理念,幫助形成包容大多數丹麥人的民主共識,這也影響他們面對猶太家庭時作出決定。
1943年丹麥發生的事件值得講述、了解和紀念,因為它代表了普通人決定做正確事情時,即使面對最大困難也能做出非凡事情的典範。事實上,1943年丹麥的營救行動在團結、關懷和運氣方面,在大屠殺悲劇史上顯得突出。它應該讓年輕一代以此方式接觸大屠殺的黑暗面 – 其毀滅和絕望 – 並學習到,面對壓迫者時總有選擇:加入壓迫者陣營、袖手旁觀,或為人道價值而戰。